【冀时·漫说】全国爱耳日｜叮咚！这就是耳朵的一天

这种控制当然会形成一种租。

而需要建立在市场信用、有效信息披露和法治基础之上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则长期处于停滞或市场信心崩溃状态。因此，发展民营小型银行需要以银行体系的存量改革为主。

一个中心就是以政府立场的转变为中心。因此，监管部门需要放松业务管制，并做好业务发展的咨询和服务工作，帮助商业银行走好差异化发展的道路。短期内中国银行业降低成本仍存在一定空间，但其作用是相对有限的。在体制机制扭曲下廉价资本的供给常常是为低效率企业提供补贴，挤占本来应提供给高效率企业的资金。银行体系的总分行制度和大而不能倒定律将把各种企业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和社会犯罪风险集中转嫁给国家财政。

日本也应国债市场缺乏流动性而不能支持日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借鉴香港、新加坡和迪拜的法律制度，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和执法制度以提供支持。实际上我国已形成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2015年的前景看，供求失衡新特点有可能更为明显，即后危机时期的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的格局或许会发生新变化。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关注其短期需求效应的同时，更需强调其所包含的中长期的供给效应，通过财政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企业创新、鼓励产业结构升级、优势高端设备制造业、引导企业组合结构优化。三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近年来，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程度始终不高，有些年份的贡献甚至为负值，因此，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强。三是国际收支失衡，在我国现行央行结汇体制下，外汇占款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在国际收支收大于支进而外汇储备增长迅速、规模巨大的条件下，必然加大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大通胀压力。

并且往往这两方面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物价总水平的负增长通常表明市场需求疲软，企业销路受阻，应收、未收账款增多，逾期坏账加大，进而资金周转困难，到期无力偿债，为维持生存，不得不降价销售以求资金链不至断裂，若此类情况较为普遍发生，必然会导致物价总水平呈现负增长现象，若持续发生，必然会带动国民经济负增长，进而产生高失业。（刘伟，苏剑，2014.b）在上、下限之间若选择一个中间值，重要的应考虑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根据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要求，2020年GDP总量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增长1倍，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2%左右，在已过去的4年里，尽管增速较前一时期明显放缓，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但也都高于7.2%，2011-2014年分别为9.3%、7.7%、7.7%、7.4%，年均增长达到8%左右，在今后的6年里，若实现GDP倍增目标的时间表不变，则每年增长6.7%左右即可保证。

但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总需求增长的进一步下滑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但供给的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抵销需求负面冲击。通缩则不同，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即物价负增长、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攀升，意味着更多的失业，对于作为劳动力人口大国的我国而言，缓解失业往往比缓解通胀更为困难，同时，失业形成的社会冲击也更为集中，因为物价上涨是对公众产生普遍冲击，而通缩产生的失业却是对特定人群产生的冲击，从而容易使矛盾更为突显，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或者说失业比通胀更难治理。二是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到2014年末，降幅达30%以上，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且对它依存度高并逐年上升，进口石油占总消耗量已近60%，且每年以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国际油价的持续下降有助于降低我国国民经济的总成本，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跌30%，会使我国总生产成本下降近0.9个百分点，总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的对供给方面的有利影响分解为三个方面，即GDP增长、CPI下降和企业利润上升，如果各分享1/3，则仅此一项便可使GDP增速上升0.3个百分点，这在GDP增长率为7.4%（2014年）的条件下，是很大的上升幅度，可使CPI下降0.3个百分点，在CPI上升率仅为2%的水平上（2014年），这同样是一份显著的影响。所以，通常人们又把通缩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类，广义的即严格意义上的物价和经济双项指标同时出现负增长，相应地失业率升高，显著超过社会可承受程度（自然失业率水平）。

1．我国经济现阶段是否面临产生通货紧缩的可能？（1）何谓通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宏观经济失衡中的另一种现象可能表现为通货紧缩。进入 刘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通缩 。（3）宏观刺激政策择机退出后经济失衡的特点。其四，丰富和完善各种政策工具组合，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维持流动性的合理规模，特别是在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作用减弱的条件下，面对资本流动、财政政策、资本市场变化等复杂因素，运用更加灵活和多样的政策工具，维持流动性充裕，对降低国民经济融资成本，特别是降低企业成本，尤为重要

任何一个改革政策都是既有成本又有效益的。目前的这些问题，政府还可以兜底，如果银行坏账一直不断地增加发展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

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相对比较健康，汇率体制已经变得相对灵活，而且还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短期内国际收支不会出现问题。金融改革是当今最热门的政策话题，但学者、官员们的共识也就仅限于应当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这一条大的原则，至于具体改什么、如何改、改多少，分歧相当大。

不过，对金融改革做量化分析难度非常大，但是，用数字说话还是有意义的，起码可以作为政策讨论求共识的一个起点，在这个基础上再求同存异。在制定金融改革方案的时候，政府应该考虑不同领域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配合。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两项却会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入。简单地说，就是在资本再配置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会萎缩，有些企业会扩张，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就很可能造成一些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我们对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它投资和外汇储备分类进行了分析，发现证券投资资本净流出的规模非常大，相当于GDP的7.9%-11.5%。这样，通过金融改革来校正定价与配置方面的扭曲，起码可以形成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资金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总体资金利用效率将会改善。

二是取消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可以消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这往往会鼓励更多的资本流入。比较清楚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推进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对于支持增长和控制风险都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前者已经是当前改革的重点，可惜后者还不是。

比如，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市场纪律的加强，产能明显过剩的一些行业，如钢铁、氧化铝、水泥等行业，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去产能过程。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政策，已经建立起一个十分庞大的金融体系，但是，在资本定价和配置方面，市场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在全世界还处于很高的水平。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反之，则利差可能缩窄，最多可缩小1.3个百分点。

另外，证券市场改革可以提高经济增速，同时也会增加风险。这样更多的资源可以被配置到正在迅速扩张的电商、快递、互联网金融、廉价手机、机械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有竞争力的领域。另外，政府应该考虑尽快消除道德风险、允许产品违约和加强市场纪律，降低未来的金融风险。上面的这些结论都具有十分清晰的政策含义。

短期内中国发生银行危机或者货币危机的概率应该非常低。因此，金融改革实际上是取消利率双轨制，这一变革可能导致正规银行的利率上升，而非正规利率则可能显著下降。

我们预测，中国进一步的金融改革之后将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入。以利率市场化为例，可以预想到的好处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潜在的风险则是放大金融不稳定。

事实上，我们这一结论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之后的实际经历是相符的。再次，金融改革最初可能导致大量资本净流入，最高估计值相当于GDP的20%。

信贷配置改革可能会降低风险，但不会对增长产生影响。降低准入门槛和利率市场化，则会在增加风险的同时，放缓增长。改革决策的核心其实是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的过程，回报超过成本就应该改革，反之则最好先不动。当然，这些金融改革措施并不能完全地割裂开来进行讨论，但政府可以适当地在推进过程上做一些搭配，减少冲击力度。

相关分析包括三个步骤：首先，量化分析过去几十年间，6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变化。金融改革与开放会增加市场的不稳定性，这个很好理解，这也是追求高效率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根据我们对各项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分类分析，金融机构私有化和金融监管改善，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能降低危机发生风险。最后，金融改革会令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提高8个-22个百分点，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也会有所提高。

这个分析没有揭示金融改革的短期的调整成本。这个结论在直观上比较好理解，中国现行金融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干预资本的定价和分配，融资方面明显偏向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比如目前国有企业对工业产出的贡献已经不到20%，但其在银行信贷中的占比仍然超过40%。